循迹商代中期都这座三千多年前的城市有哪些秘密？
商朝建立 王国兴盛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东部，1956年被发现；20世纪90年代，又发现“外郭城”。2006年至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商城外郭城进行了专项发掘、钻探，已经初步探明外郭城形制、基本走向。外郭城大致呈圆形，而内城呈长方形，这种城市形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圆内方”理念。郑州商城城址总体略呈长方形，周长6960米，东、南两端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四周城墙上发现11处可能与城门有关的缺口。墙体现存最高者约9米，用夯土分层夯筑，底部宽约10.6米，两侧有较宽的护坡。外郭城墙已探明的部分长约3425米，宽12—17米，从东南角一直延伸到西南角。外郭城外有宽40余米的护城河。郑州商城遗址的面积为25平方公里。在遗址范围内，以宫殿区为中心，周围逐步建造宫城、内城、外城等多道城垣。其中，内城由总周长约7公里的夯土城墙和城壕围合而成。外郭城的城墙则依照地势修建，对内城形成半包之势，与护城壕及东部湖泊内的大面积水域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宫殿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部，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500米。自1973年夏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宫殿区发现数十处宫殿基址，据此可知，当时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宫殿区内还营造有规模宏大的蓄水池和完善的供排水系统。在郑州商城遗址的内城中，有内涵丰富的祭祀遗存，如祭祀场、祭祀坑、人头骨壕沟、牛骨架、猪骨架等，多个地点发现有卜骨遗存。此外还有3处青铜器窖藏坑，可能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内城与外郭城之间，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墓葬区，包括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等在内的多处遗迹，显示出郑州商城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已经确认的主要手工业作坊有：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铭功路制陶作坊遗址、紫荆山北制骨作坊遗址等。郑州商城的墓葬则主要分布于内城周围，或内城与外郭城之间，内城里的墓葬较少。除本地文化因素外，郑州商城遗址内还发现了来自北方、东方、南方的外来文化因素，表明已有大量外来人口汇聚于此。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殷墟之前商文化的空白。例如，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方鼎，是为郑州商城的代表性文物。其中，稍大的一件通高100厘米，重达86.4公斤，被命名为“杜岭一号”；稍小的则被命名为“杜岭二号”。杜岭方鼎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比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还要早约300年，显示出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成为殷墟时期青铜文明巅峰的序章。而郑州商城出土的11字习刻字骨，为找寻殷墟甲骨文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更重要的是，郑州商城“亳都”的确认，影响了整个夏商考古文化体系及学术框架的构建，成为研究夏商分界的重要界标之一。2021年5月至2022年8月，郑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一处商代贵族墓地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发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图5-12）、玉器、金器以及贝币等重要遗物，并首次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金覆面。这是郑州商城遗址迄今为止发现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经考古发掘，该墓地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东西走向的壕沟，间距约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余16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随葬器物。两条壕沟平行延伸，设有专门进出的通道，其间分布有高等级贵族墓、其他墓葬、祭祀坑等。这种墓地布局方式为研究商代“兆域”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墓葬区中，中等级贵族墓M2较有代表性（图5-13）。该墓葬的形制结构为长方形土坑墓，开口层下，南北向，墓口东西宽0.9米，南北长2.52米，深度0.35—0.7米。葬式为三人葬，中间男25—30岁，俯身直肢葬；西侧女20—23岁，侧身直肢葬；东侧女未成年，15岁左右，疑侧身跪姿。经勘测研究，M2为墓葬区的主墓，墓主人为商代中期的高等级贵族。M2墓口长2.93米，墓葬中间发现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墓内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印证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郑州商城遗址M2号墓发掘出土的金覆面（图5-14）。跟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不同，此次发现的金覆面是覆盖整张人脸的，这或许反映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黄金面具和使用黄金制品的现象很可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认为，此次墓葬出土的金覆面以及大量用金的现象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黄金面具、黄金装饰的文化风格等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二、安阳殷墟遗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经90多年，陆续发现殷墟宗庙宫殿区、居址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与之毗邻的商代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基本廓清了殷墟的分布范围与结构布局，构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编年体系，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础。商代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祭祀制度、手工业生产体系，以及建筑、水利、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研究不断深化，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2018年至2020年，探源工程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宫殿区进行了大面积勘探与试掘，目前已确认新发现一处大型池苑遗迹，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北部则通过水道连通穿城而过的洹河，带来满池活水。另外，在池苑中央，还发现一处“核心岛”；在甲组基址北侧发现东西向长达105米的夯土墙，东至洹河西岸，西至池苑，基槽宽2米，深0.5—1.8米，基槽内发现有黄组刻辞甲骨。通过对殷墟宫殿区勘探与发掘，特别是池苑与核心岛的发现，我们对宫殿区布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说明，对于殷墟宫殿区结构、布局等问题仍需进行持久的工作。在对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发掘重启的同时，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考古队也重启了王陵区的考古勘探（图5-15）。目前，发现并确认了王陵东西两区外围，各环绕一条宽度超过10米的围沟，最深达3.5米。另外，在密布祭祀坑的王陵东区，又探测出460多座新祭祀坑。此次的勘探与发掘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几座砖室墓（汉代）打破东围沟的现象。南北向沟的方向与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北端略偏东。两个围沟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300米。王陵围沟的发现刷新了对商代陵园布局的认知，极大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另外，这些年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两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5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碾压痕迹，刘家庄北地道路两侧还曾发现大量祭祀坑。多条道路已初步构成道路网，道路两侧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道路是古代都城布局的框架，代表城市交通枢纽和都城之内不同功能区的界线。由道路形成的“街区”对探讨殷墟族邑分布及社会形态至关重要，为进一步探索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都城的整体布局、交通网络及功能分区等提供了又一关键材料。殷墟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铸铜作坊最多、规模最大的遗址。以公众熟知的后母戊大方鼎、青铜牛尊等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表明当时青铜冶铸水平已高度发达。手工业与技术的研究是从殷墟发掘早期直至当前，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自2015年始，历时8年，考古队员们对位于洹北商城郭城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与发掘，调查、勘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掘约5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与铸铜、制骨、制陶生产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作坊区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大量的生活遗存及成排分布随葬有铸铜工具的墓葬，充分表明作坊区是集生活、生产、墓地等于一体即所谓的“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模式。值得关注的是，独特的“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充分显示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洹北商城手工业考古发现、发掘极大地填补了商代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洹北商城都邑布局同样至关重要。总之，考古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1928年开始、前后历时十年的殷墟早期发掘，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有组织实施，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安阳殷墟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带有明确学术目标主持进行的首项大规模考古发掘，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推进了殷商古史重建的历史任务。“周因于殷礼”，对殷墟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其继承者周文化的探索。此外，殷墟发掘不仅再现了三千多年前殷墟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人才，形成的优秀学术传统、出台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也对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产生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同样，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图5-16，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90多年来，殷墟都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和基石。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更重要的是，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可以说，系统、全面、细致的中华文明探源离不开殷墟。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使之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已知点”。有了这个“已知点”，则商王朝早期、由此上溯的夏王朝，以及知之甚少的史前中国，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研究。1931年，“后岗三叠层”的发现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回答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可视作中华文明探源的早期尝试。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两周城址性质的确认，离不开以殷墟为基点的比对与辨析。同样，周边区域青铜文化，如草原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周文化、珍珠门文化等性质与年代的判断，以殷墟为坐标和参照，其年代与内涵才能更加清晰。至于甲骨文，不仅极大丰富了殷商文化的内涵，把中华文明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由其演化而来的汉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连绵不断地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维持华夏儿女团结一心最强大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中华大地不同文明彼此间互相影响、交流、借鉴，青铜器便是力证之一。作为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对周边区域的青铜文明影响深远，而周边青铜文明也对殷商文明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殷商文明一步步走向了我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大家熟悉的三星堆文明就与中原殷商文明关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云纹、夔龙纹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同时，殷墟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铜器、陶器、硬陶、原始瓷，以及青铜原料、货币、龟甲等珍稀资源。可见，殷商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已经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进入新时代，在聚落考古理念引领下，殷墟考古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辛店遗址、邵家棚遗址、陶家营遗址等多处考古新发现不断揭示出“大邑商”不可比拟的文明高度和强盛国力，让我们在看到“大邑商”地域范围之广，政治组织与社会管理健全有序，防御体系完善有效，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进而探寻中华民族刻入基因血脉的文化自信之根 源。我们相信，殷墟考古研究将在新理念、新方法的指引下，逐步还原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点击图片即可直接跳转至购买页面作者简介：王巍，汉族，1954年生于长春。198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考古》杂志主编。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日本双博士。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特聘教授，黄河文化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五”到“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三版、《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主编，三星堆遗址发掘考古咨询专家组组长。迄今发表、主编论著近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自2012年以来，先后率队赴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和埃及实施对古代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内容简介：本书以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的方式，对国家重大战略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开展以来近2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以距今5500年至3500年我国各地区文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主体内容，图文并茂地对探源工程的宗旨、方法、过程、成果、结论作了精彩还原和概括阐述，内容涵盖自上个世纪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直至近期刚刚评定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最新考古动态；对各大遗址的古城遗迹、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等作了精彩呈现。本书使探源工程的综合性成果首次以著作的形式呈现于众，在研判我国文明起源、增进文化自信、探索中华文化基因、展示考古前沿动态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科普价值和出版意义。点击“点赞”和“在看”向更多人分享我们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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